绿洲艺术团的癌症舞者 癌症病人翩翩起舞 抱团抗癌舞出精彩

　　11月6日上午10点，昆明癌症康复协会的一间会议室里，绿洲艺术团的20多位团员正在排练一支彝族舞蹈《烟火舞》。

　　把棕色笨重的会议桌推走，就是一个排练场。65岁的祝兰珍身形灵活，拧肩、松胯水到渠成。张渝生是舞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性之一，他脚踩一双黑色高帮的广场舞鞋，动作流畅。

　　绿洲艺术团原是昆明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一个文艺队，成立于1996年，团员都是癌症病人。

　　没人能说清团里这么多年具体有多少成员，在绿洲，不时就有人离开这个世界，也不断地有新的病人加入。现在最年轻的一位团员58岁，是去年加入的。只要热爱文艺，通过昆明癌症康复协会，都能加入绿洲艺术团，前提是癌症病人，有团员开玩笑说，“我们团的门槛高”。

　　成立25年，绿洲艺术团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常被邀请到各处演出。除了云南，北京、深圳、陕西、山东等地也留下他们的舞姿。有团员告诉记者，进到这个团，是受到氛围感召，抱团抗癌。

　　“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？”

　　正式排舞前，先来一段热身，大家一起练中华通络拳，站在最前面领队的是一个戴着贝雷帽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叫齐德明，今年70岁，出拳劲道。单腿站立时，脚底像磐石一样稳。

　　在团里，齐德明德高望重，谁见了都要喊一声“齐老师”。她年轻时在工会组织群众工作，现在说话仍中气十足。

　　齐德明是乳腺癌患者。2000年，刚进团时，还在做化疗。

　　生病那年，齐德明48岁。早上醒来，枕头上躺着一窝“小鸟巢”，全是自己掉落的头发，她眼泪啪嗒一下掉了下来。化疗夺走了齐德明的头发，也夺走了她生活的动力——生病后，从病床走到门口，都走不到。

　　当时她儿子找亲戚借钱开了一家餐馆，倒闭了。“算算家里的钱，按每个人50%，先还掉人家。”齐德明向儿子交代后事，还要求自己死后，把一对眼角膜捐了。

　　单位领导见她状态不对，介绍她去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绿洲艺术团。第一次来绿洲艺术团时，团友们正在跳一个新疆舞。

　　“你们这跳的是什么，手都伸不出去，新疆舞应该是劲歌劲舞。”齐德明边说边拉开架势示范。

　　齐德明有不谦虚的底气。她是老知青，16岁下乡，加入了宣传队，背着包袱、铺盖，成天在云南边境的村子里巡演。齐德明翻出几张黑白照片，一个扎着两条大粗辫子的女孩手抱着琵琶，要不就是肩膀上架着小提琴。“装样子的噻。”齐德明笑着说。一笑，嘴巴便瘪了下去。

　　但跳舞却是实打实的真把式，年轻时，齐德明可以一下把一条腿抬到树上，两个胳膊还能抱住树。

　　在乡下的空地上，她自学芭蕾舞，练会了《白毛女》里的《北风吹》片段。云南少数民族多，哪个民族的舞蹈，齐德明一学就会。听到音乐，就能编舞。

　　进了绿洲艺术团，本来都想准备后事的齐德明有点惭愧，“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！”在绿洲，每个人头上都会顶着一个标签“某某癌”，齐德明得的乳腺癌治愈率高，在里面算是轻的。

　　陈明是绿洲艺术团最早的一批成员，刚来时，绿洲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文艺队，成立不到半个月。

　　“我们当时毫无编舞能力，跳的都不算舞，只能算一种健身娱乐。”陈明戴着一副眼镜，扎着辫子，头顶冒出了很多白发。

　　她是一位绒癌患者，患病时32岁。当时医生告诉她，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有80%。做完手术一年多，陈明也不想出去见人，待在家里总是胡思乱想。她第一次来绿洲时，几个人正在跳舞，每个人笑容都很灿烂，一个工作人员问：“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？”

　　进了艺术团，齐德明担起了编导的职责。她想把绿洲往一个专业的歌舞团上打造，拉来自己的双胞胎姐姐一起编舞，还找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教团友跳舞。慢慢地，绿洲艺术团团友们的舞技上去了，演出多了，在昆明文艺圈打出了名堂。

　　团友

　　一支舞结束，中间休息了十多分钟。祝兰珍像只黄鹂鸟一样，在人群里飞来飞去，走到哪儿，哪里就是一片笑声。

　　“别人叫我们‘少奶奶’，哈哈哈……”祝兰珍毫无忌讳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，她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。

　　1997年，祝兰珍确诊乳腺癌。做完手术，她失去了一只乳房。她掀开衣服，一条长长的竖刀疤从锁骨延至肚皮，一边的胸部凹空了。

　　生病前，祝兰珍是一家工厂的职工，16岁进厂，退休前是开包装机的。她是机长，一条流水线的质量、任务量都压在她身上。自己的性格好强，每年都想争“先进机台”的称号。完不成任务，“着急啊，上火啊。”在厂里吃饭，祝兰珍没上过桌。打了饭，端着一路吃到车间，洗洗碗，继续干活。“像跳舞这些”是她从来都不感兴趣的。

　　切掉一个乳房两年后，祝兰珍又被推进了手术室。腋窝长了包块，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。又过了四年，祝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，上面发现了肌瘤和包块。“我是个老挨刀的。”她说。

　　第二次手术后，祝兰珍申请了提前退休，那一年，她43岁。

　　刚进绿洲艺术团时，她只敢站在后排，觉得自己跳得不好。但看着跳得好的人，心里又羡慕。排练回去，她在家开着音响，开始回味，哪个动作跟哪个动作连贯，“如果卡在那一点，就走不下去”，不自觉就用手比划起来。

　　刚学跳舞时，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驯服自己的那个“假胸”。少了个乳房，她花400块钱买了硅胶义乳，用了十几年，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。

　　“有二三两呢。”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。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，把义乳塞进去。有时，跳着跳着舞，两个胸就一高一低。

　　买的新胸罩，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，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，针脚缝得严严的，漏一个小口，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，就不会移动。

　　67岁的张渝生，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，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，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，还是半大小伙子时，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。

　　2006年，查出肝癌，做化疗时，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，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。

　　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。但在去年，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。

　　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都在宣传队里。张渝生会跳，会唱，嗓音高亢，宣传队里排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演员在台上演，他在旁边唱。既唱杨子荣的唱段，也唱少建波的。没有麦克风，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。他的肺活量高，在乐队里还吹小号。

　　一次，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，说“愿者上钩”，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。见大家一起哄，妻子红着脸跑了。从此之后，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。

　　去年，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。从确诊到走，只用了7个月。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。

　　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；饭桌上，几盘剩菜，用保鲜膜封着，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；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。

　　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，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，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。

　　“她在时，家里清清爽爽的。她一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，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。”站在客厅中间，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。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，结婚后，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。

　　妻子走后，每天早上四五点，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，“很孤独”。在生活上的无力感，更加重了思念。他不想出门，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。绿洲排练，再也叫不动他了。

　　“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，我会去找你的。”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。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，给他打电话，“艺术团不能缺了你，你要为了大局着想”，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。

　　现在，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，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。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，和小外孙女告别后，往公交车站赶。

　　“告别世界”的演出

　　在绿洲艺术团，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起一个名字——段立。团友们描述，她脸白白的、腰很细，身材、模样都很好，团里都叫她“小水仙”。

　　团友们说，段立是个“舞痴”。每次排练，来得最早，练到衣服能拧出水来再走。家里专门有个练功房，每天早上，还会去游泳、健身。

　　2018年9月的一天，绿洲艺术团的成员都收到一个邀请，段立请大家参加一场演出。

　　一个小剧场里坐了五六十人，现场还有乐队，除了绿洲的团友，段立还请来自己一群玩乐器的朋友，她的主治医生也坐在台下。

　　“谢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……”段立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，化着妆、拿着话筒站在台上，为自己主持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陈明才明白这是段立给自己做的告别演出。演出的前几个月，段立的肝癌复发了，手术效果不好。

　　段立和绿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，她甩着长长的水袖，一遍遍地转圈。腰不似之前灵活了，但精神看起来不错。

　　随后，她又跳了段独舞。她换上了一套蒙古族服装——一条白色、镶着金边的长裙，脚踩银色的靴子，腰间系着腰带。伴着音乐，身体后倾，有韵律地抖动肩膀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。

　　“感谢绿洲的姐妹们，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，愿好人一生平安，愿世界永远美好。”跳完舞，段立举着话筒说。说最后几个字时，她声音哽咽，说完，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个躬。

　　陈明回忆，跳完那支独舞后，段立的脸色煞白，“她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告别，想让大家记住她最美的一面”。

　　一个多月后，大家听到段立去世的消息。

　　段立曾留下遗言：“不要送别”。“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进舞蹈里了。”陈明说。

　　段立的离开给绿洲的很多人都带来震撼。“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给大家，走得很有尊严。”陈明说。

　　陈明在绿洲艺术团有一位病友，叫万蕾。陈明说万蕾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一直寻找各种新的疗法。患病期间，还生下了女儿，满怀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。“只要活着，就有无限的可能;活着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。”陈明一直记得万蕾的话。

　　去年中秋节时，万蕾去世。告别仪式上，丈夫深情回忆：患癌十九年来，她实现了做妈妈的愿望，成功教育了美丽的女儿成长。她还努力帮助穷困的癌友，帮助他们与癌抗争。她从没有放弃过生命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　　“我们就是群体抗癌。什么是群体？群体就是和大家在一起，互相帮助，团结友爱。这个力量能支撑着我走过很多艰难困苦。另外一方面，在活动中，人也得到锻炼，更加能体会到生命价值的存在。”齐德明说。

　　重生

　　在柔缓的音乐下，一个挑着水桶、傣族服饰打扮的小姑娘跳着舞，去参加泼水节。突然四个戴着面具、穿着黑衣的“癌魔”张牙舞爪扑过来，音乐变得惊悚起来。小姑娘躺在了地上，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跳了出来，扶起了她……

　　2011年，齐德明用癌症病人的经历和傣族舞蹈的表现形式，编排了一个舞蹈《泼水节的祝福》，这个节目被中国抗癌协会选中，被邀请到了北京的北展剧场表演。2006年，绿洲编排的舞蹈《花腰带》也曾在北展剧场演出过。

　　为了《泼水节的祝福》呈现最好的效果，齐德明带着大家排练了一年多。

　　“比我们上班的还忙，你是挣欧元还是挣美元？”齐德明加入绿洲艺术团后，儿子有时会调侃她。

　　但儿子也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心里话，他很为母亲开心。齐德明确诊乳腺癌时，整个人变得很消沉。“每天穿着睡衣睡裤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不愿出门”。加入了绿洲后，人好像又有了主心骨，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，精神状态也变好了。

　　11月的昆明，草木繁茂，毫无萧瑟之感。排练结束，大家相邀去黑龙潭公园赏枫叶。团里女性居多，穿得花花绿绿，列成一队，爬一个小山丘。公园广播里放了一首少数民族歌曲《尔吉》，“哦……哦……”大家跟着喊了两嗓子，余音悠长。

　　“后面的这些山我都爬过。”陈明指着黑龙潭公园外的一些山头说。患病之后，陈明喜欢上了登山，还当过“驴头”。50岁那年，她登上了哈巴雪山，这座山被称为登珠穆朗玛峰的“敲门砖”。

　　陈明常和朋友出去自驾，啥时候想吃饵块了，再掉头回来。一般一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川西线基本走遍了，新疆也走了大半。

　　陈明现在在考心理咨询师的证书，她以后想做临终关怀的工作。“死亡对于癌症病人，特别是晚期癌症病人，是必须去接受的事实，但如何为自己的死亡做一个决定，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？这就是我要学心理咨询的原因。”

　　和丈夫离婚后，祝兰珍谈过一次恋爱，谈了几个月，祝兰珍告诉对方，自己做过乳腺癌手术，如果不介意，就接着处。对方听了后，回了句“处处看”。回去后，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。

　　祝兰珍的卧室和客厅里摆满了一盆盆的绿色植物，肥肥的多肉一串串簇在盆里，几乎要炸开。“你看，绿油油的。”望向这些绿植时，她的眼里满是温情。饭桌上还摆着一大盆紫色玫瑰花，假花，但一副旺盛的样子。祝兰珍很喜欢被生命力包围的感觉。

　　现在她和儿子一起住，儿子37岁了，没结婚，她也不催。“日子是他自己的，我把我自己照顾好就得了。”家里养了只猫——一只7岁、肥得没脖子的蓝短。

　　不想出门时，祝兰珍窝在家里的吊椅里，把脚一盘，看小说。客厅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，傍晚，夕阳的光洒满了沙发，她往外看，忍不住感慨：“啊，这日子太好混了”。混着混着，24年过去了。

　　有一次，有人问祝兰珍多大岁数，她回“24”。重生的24岁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【编辑:于晓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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